“国家大事，在祀与戎”，清代承德地区大量的坛庙建设，真实地反映了当地的官民信仰，并呈现出其自身特点。
（一）政府导向下文神、武神信仰
在承德地区众多的坛庙中，关帝庙主要以“安邦守土”的作用伫立于热河大地，文庙以“教化润民”为修建目的，其中供奉的神祇分别是承德地区“文神”、“武神”之代表。这两类坛庙的建设，实际上均离不开政府的导向。
承德当时地处塞外，“前代声教所不及，边关之氓不见通都大邑礼乐威仪之盛非一日也”[3]562，但是由于当地独特的景观与地理位置，受到了康熙帝的青睐，经过康熙、乾隆等统治者的建设，承德俨然发展成为塞外一大都会。这段历史，在乾隆四十三年重修关帝庙的碑文中有载：
自圣祖肇启山庄，成都成邑，朝宗辐辏，万国会同；我皇上觐扬光烈，四十五年以来开辟疆宇二万余里，自蒙古诸王公、喀尔喀及四卫拉特、回部诸藩等，莫不倾心托命，奔走俯伏，来享来庭。于是承德为古北口外一大都会，将山川灵淑之气蕴于古而发于今耶；抑天眷有德，圣天子赫声濯灵，“薄言震之，莫不震叠”者也。夫制礼以作民敬也，立庙以作民诚也。[3]562
诚如碑文所载，经过康、雍、乾三世的建设，承德地区政治和经济都取得了长足地发展，礼乐之兴刻不容缓，清廷于乾隆四十一年动工修建文庙，以期立教化民。文庙是祭祀先师孔子的场所，陪祀者是孔门诸多弟子（颜子、子思、曾子、孟子等）以及历朝历代之纯儒（董仲舒、诸葛亮、陆挚、范仲淹、欧阳修、周敦颐、程颢等）。热河文庙于乾隆四十四年五月建成，所祀对象与京师及曲阜文庙一致，建成之时乾隆皇帝正驻跸热河，亲自参加释奠礼，并做诗纪念此盛事，诗云：
圣祖於斯避暑曾，养恬乐利被黎蒸。闾阎此日较前盛，礼乐百年以后兴。爰建庙堂欣庆落，载因释奠仰依凭。菁莪雅化捷影响，已有庠间俊秀升。[3]540
乾隆皇帝在诗文中既肯定了承德地区的飞速发展，也表明了此地需要复兴文化的急迫程度，文庙设有专署来教化当地民众，对儒家礼乐文化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，继而为国家甄选人才打好了基础。文庙的建置，是统治阶级立教化民导向下的产物，归根结底是对孔子以及儒家文化的尊崇，借祭祀先师来达到教化与培养的目的，为地方文化服务，因此我们可视之为文神信仰系统。
关帝庙
与此同时，在政府导向下还建造了一批有特殊意味的坛庙，而关帝庙就是其中一种。清代学者梁章钜《楹联三话》卷上“武庙戏台联”条云：“相传每朝之兴，必有尊神为之护国，前明为岳忠武，我大清则奉关帝为护国。二百年来，武功之盛，震叠古今。神亦随地显灵，威震华夏。故朝廷尊崇封祀，漾溢寰区。”[5]261-262梁氏一语道出了清代统治者对关羽最重要神职——护国神的认定，这也是清代神州大地大肆建置关帝庙的重要原因。[6]3根据文献记载，承德地区在清代建造了大量的关帝庙，其中简易者为民众自发建造，规模宏大者为敕建。乾隆四十三年，敕令重修丽正门右侧的关帝庙，“改易黄瓦，殿宇崇闳，规制大备。”[3]562梁国治在《关帝庙碑记》中对动工的目的以及工程历时等进行了记载：
庙貌之成，可以见国家裒崇忠义，凛乎纲常名教之大焉，可以使远近更易观听，动其严威俨恪之忱焉。秩祀之修，庸可已乎？工经始于乾隆四十四年五月，越明年五月工竣，凡用银五千八百九十三两有奇。新庙既成，文武吏士邦人咸喜，而蒙古外藩岁时朝觐者亦得展礼庑下，以申畏神服教之诚，以昭文德武功之盛。[3]562
这段资料，清楚地说明了敕修关帝庙之用意，借褒扬关帝之忠义，起教民化俗之功用。关羽作为西蜀大将，他勇冠三军，义薄云天，应该说在他的辅助下，刘备才能成就其三分之一天下的功业，所以长期以来，关羽在民众心中一直是以保国护君的形象流芳后世。因此，清代关帝崇拜达到顶峰以后，关帝庙的修建本身就是以护国、护城为主要目的，雍正十年在承德西南街修建的关帝庙，匾额即为“忠义伏魔”，这四个字的寓意不言而明。同时，清廷于每年春秋及五月十三日遣官致祭，已成定制。虽然大多数关帝庙以政府导向为主，但实际上关帝信仰在民间的影响十分广泛，韩国学者朴趾源于乾隆四十五年随使团入清，他以一个外国人的角度记载：“关帝庙遍天下，虽穷边荒徼，数家村坞，必崇侈栋宇，赛会虔洁，牧竖馌妇，咸奔走恐后。”[7]347根据一些发愿文内容来看，关帝除了作为“武神”护城以外，还可以满足普通民众所发祛病消灾、增财增寿的祈愿。可见，关帝信仰在清代达到了官民的高度统一。
